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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内蒙古(兴安盟)诗词论坛获奖论文选登 文/博核

TIME:2016-07-11 浏览次数:4330 【大】 【中】 【小】 关闭

从边塞诗风的演进到草原诗风的拓展

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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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诗风是近几年在诗词界特别是内蒙古诗坛出现并逐步流行开来的一个新提法。经2015年夏全国诗词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通辽市召开,由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领军人物贾学义《我说草原诗风》正式揭橥,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肯定。草原诗风的提出,是对内蒙古诗词学会成立以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的一次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所谓“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草原诗风的提出,恰恰是广大诗词创作者们人人心中有而没有说出来并急切呼唤盼望的东西。是在中华诗词复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首次使用“中华诗词”这一文艺概念的大背景下,“合时合事”应运而生。它预示了内蒙古诗词发展的必然走向。我们今天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研究和探讨草原诗风,必然会对我们今后的诗词创作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草原诗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源于边塞诗风。

  草原诗风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来自于边塞诗风。边塞诗源远流长,对中国诗歌的创作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无论边塞诗发轫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论),但它兴于大唐,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一个重要流派,而且在唐代达到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边塞诗人,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延续一千二百多年,至今方兴未艾。边塞诗的内容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是描写边塞战争,另一个是展现边塞奇异风光。唐代边塞诗风的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等一大批诗人群体,把诗歌表现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边塞,为人们展现了独特严酷的战争场面和瑰丽雄奇的山川景色,热情讴歌了戍边将士的英雄情结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边塞诗延绵至今,取之不衰、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的精神内核已经在一代又一代诗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推动边塞诗登上一座又一座颠峰。

1、强烈的英雄意识和爱国精神。

  唐代边塞诗中的英雄意识和爱国精神正是汉代军伍精神的生动体现,如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班超,威震匈奴爱护士卒的李广,抗击强敌勒石记功的窦宪,屡建奇功封狼居胥的霍去病,英勇善战计斩楼兰的傅介子,一身正气忠心报国的马援等等,都成为边塞诗人笔下景仰、效仿、歌颂的英雄形象。如骆宾王“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岑参“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李益“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王维的《燕支行》、《老将行》,热烈赞颂二师将军李广利和飞将军李广等等。唐代诗人既出塞又写诗,这比以往隔岸观火的边塞诗要真切可感,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他们把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对照,把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对接,使读者获得巨大的思考空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渴望下,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有为的雄心壮志,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价值取向。

2、积极的建功立业和进取精神。

  唐代边塞诗人的进取精神是时代精神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时代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生命,是指在一个时代里大多数人希望、向往、信奉并孜孜以求的东西。它体现在人们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价值追求等活动中,是贯穿于大多数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灵魂。正是在时代精神熏陶下的唐代边塞诗人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和风貌,渴求建功立业,投笔从戎,赴边入幕,征战沙场,舍生忘死,报效国家。他们既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又有实现个人理想过程中的高度自信和坚忍执着,有着强烈的自我参与意识和实践目标。骆宾王、王维、高适、岑参等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骆宾王“不求生入塞,唯求死报君。”王昌龄“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高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岑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戴叔伦“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等,读来使人热血沸腾,豪情澎湃。这种积极进取精神与他们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边塞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之于歌诗,从而产生了一种昂扬激越、奋发向上的气韵和风骨,新天下人耳目,壮天下人精神。高适、岑参从军幕府,游历边塞,亲身体验艰苦而豪迈的军旅生活,形成了他们悲壮感慨的诗风,登上了边塞诗创作的巅峰,个人的理想和报复也得到充分的展现,岑参最高任嘉州刺史,相当于省级行政长官;高适最后坐到剑南节度使的高位,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官职。

3、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

  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重要分界线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疆域辽阔,军事强大,边塞诗呈现出的主导风格是激昂奋进、戍边为国、建功立业,是出塞将士和边塞诗人的意愿。安史之乱后,国势渐衰,边疆内缩,经济凋敝,军事处于劣势,边塞诗也由往昔的意气风发转为忧思反省。边塞诗人的忧思反省,恰恰是唐代由盛而衰的一个缩影。面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给边塞诗人带来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安史之乱前,王昌龄是第一个忧虑黩武开边给社会带来隐患的边塞诗人,他在《代扶风主人答》、《代北周老翁答》中,揭露了边塞征战引发的社会矛盾。之后李白、杜甫也在《北风行》、《远别离》和《兵车行》中,对黩武开边、连年征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