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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内蒙古(兴安盟)诗词论坛获奖论文选登 文/博核

TIME:2016-07-11 浏览次数:4610 【大】 【中】 【小】 关闭

从边塞诗风的演进到草原诗风的拓展

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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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诗风是近几年在诗词界特别是内蒙古诗坛出现并逐步流行开来的一个新提法。经2015年夏全国诗词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通辽市召开,由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领军人物贾学义《我说草原诗风》正式揭橥,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肯定。草原诗风的提出,是对内蒙古诗词学会成立以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的一次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所谓“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草原诗风的提出,恰恰是广大诗词创作者们人人心中有而没有说出来并急切呼唤盼望的东西。是在中华诗词复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首次使用“中华诗词”这一文艺概念的大背景下,“合时合事”应运而生。它预示了内蒙古诗词发展的必然走向。我们今天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研究和探讨草原诗风,必然会对我们今后的诗词创作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草原诗风不是凭空而来,它来源于边塞诗风。

  草原诗风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来自于边塞诗风。边塞诗源远流长,对中国诗歌的创作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无论边塞诗发轫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论),但它兴于大唐,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一个重要流派,而且在唐代达到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边塞诗人,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延续一千二百多年,至今方兴未艾。边塞诗的内容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是描写边塞战争,另一个是展现边塞奇异风光。唐代边塞诗风的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等一大批诗人群体,把诗歌表现领域扩展到更广阔的边塞,为人们展现了独特严酷的战争场面和瑰丽雄奇的山川景色,热情讴歌了戍边将士的英雄情结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边塞诗延绵至今,取之不衰、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的精神内核已经在一代又一代诗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推动边塞诗登上一座又一座颠峰。

1、强烈的英雄意识和爱国精神。

  唐代边塞诗中的英雄意识和爱国精神正是汉代军伍精神的生动体现,如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班超,威震匈奴爱护士卒的李广,抗击强敌勒石记功的窦宪,屡建奇功封狼居胥的霍去病,英勇善战计斩楼兰的傅介子,一身正气忠心报国的马援等等,都成为边塞诗人笔下景仰、效仿、歌颂的英雄形象。如骆宾王“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岑参“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李益“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王维的《燕支行》、《老将行》,热烈赞颂二师将军李广利和飞将军李广等等。唐代诗人既出塞又写诗,这比以往隔岸观火的边塞诗要真切可感,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他们把历史人物与现实人物对照,把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对接,使读者获得巨大的思考空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渴望下,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有为的雄心壮志,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价值取向。

2、积极的建功立业和进取精神。

  唐代边塞诗人的进取精神是时代精神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时代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生命,是指在一个时代里大多数人希望、向往、信奉并孜孜以求的东西。它体现在人们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价值追求等活动中,是贯穿于大多数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灵魂。正是在时代精神熏陶下的唐代边塞诗人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和风貌,渴求建功立业,投笔从戎,赴边入幕,征战沙场,舍生忘死,报效国家。他们既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又有实现个人理想过程中的高度自信和坚忍执着,有着强烈的自我参与意识和实践目标。骆宾王、王维、高适、岑参等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骆宾王“不求生入塞,唯求死报君。”王昌龄“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高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岑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戴叔伦“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等,读来使人热血沸腾,豪情澎湃。这种积极进取精神与他们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边塞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之于歌诗,从而产生了一种昂扬激越、奋发向上的气韵和风骨,新天下人耳目,壮天下人精神。高适、岑参从军幕府,游历边塞,亲身体验艰苦而豪迈的军旅生活,形成了他们悲壮感慨的诗风,登上了边塞诗创作的巅峰,个人的理想和报复也得到充分的展现,岑参最高任嘉州刺史,相当于省级行政长官;高适最后坐到剑南节度使的高位,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官职。

3、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

  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重要分界线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疆域辽阔,军事强大,边塞诗呈现出的主导风格是激昂奋进、戍边为国、建功立业,是出塞将士和边塞诗人的意愿。安史之乱后,国势渐衰,边疆内缩,经济凋敝,军事处于劣势,边塞诗也由往昔的意气风发转为忧思反省。边塞诗人的忧思反省,恰恰是唐代由盛而衰的一个缩影。面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给边塞诗人带来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安史之乱前,王昌龄是第一个忧虑黩武开边给社会带来隐患的边塞诗人,他在《代扶风主人答》、《代北周老翁答》中,揭露了边塞征战引发的社会矛盾。之后李白、杜甫也在《北风行》、《远别离》和《兵车行》中,对黩武开边、连年征战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表示极大的忧虑和反思,特别是李白对安禄山拥兵自重迟早反叛的野心提前给予预警和忧愤。安史之乱后,白居易、元稹等和边塞诗人王建、张籍等写出大量的新乐府诗歌,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和《凉州行》《辽东行》《关山月》《塞下曲》等,对疆域缩减,外族侵扰的边塞危机给与深切的关注和忧虑。他们的忧虑和反思,正是贞元、元和时期,唐代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边塞危机、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一个缩影。中晚唐的的边塞诗,他的深刻意义在于深层次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这种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边塞诗还呈现出思乡边愁,闺怨,民族友好等特点,在此从略。

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边塞诗的主旋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唐代边塞诗所具有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反思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到陆游的《书愤》等诗词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思想的延续。从辽金时期到元代,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边塞诗成为空白。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很值得研究和探讨。如宋辽和平时期欧阳修、苏辙、苏颂等人的使辽诗和萧观音等少数民族诗人,都可归入边塞诗中。元代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纳而形成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极具声势和色彩的独特景观,涌现出一大批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边塞诗人,如耶律楚材、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廼贤等。他们除蒙古、契丹、女真族外,还有高句丽、渤海、党项、回鹘、畏吾儿等多民族。这些草原民族的边塞诗人,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为边塞诗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推动边塞诗不断发展的新生力量。这时期的边塞诗与唐代的边塞诗有所不同,如耶律楚材的西行杂咏,不再渲染西域的荒凉,而在描绘它的美丽,不是歌咏战争,而是咏赞和平。思维进一步深化,视野和意境得到拓展和升华。如马祖常、贯云石写边塞,没有苦涩相,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马祖常“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诗,大漠苍茫雄阔尽在笔中,《元史》称其诗文“圆宏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贯云石诗颇多英豪奇纵之气,如《神州寄友》:“十年故国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想象雄伟壮阔,很有一些盛唐风度和气象。萨都剌诗豪放雄浑,如《上京杂咏》:“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写塞外风情粗犷有致,个性鲜明。迺贤《塞上曲五首》,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趣,读来生动可感,与众不同。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边塞诗呈现出阳刚雄健之美,在继承唐代边塞诗精神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和创新,把边塞诗推向又一座峰颠。至明清两代,边塞诗的英雄情结和爱国精神都得到生动的体现。从明代戚继光、袁崇焕两位战功卓著的边塞诗中,能感受到它的作用和力量,戚继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军旅生涯中写诗励志,“剑分胡饼从人后,手掬流泉已自多。”“燕然北望空谈剑,马革寻常片石难。”“不道受降唐节度,如何奉使汉通侯。”以汉代李广、马援为榜样,廉洁勤勉,创建了所向无敌的“戚家军”。袁崇焕以“策杖只因图雪耻,橫戈原不为封侯”、“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的 爱国情怀,舍生忘死,镇守辽东,最后蒙冤惨死。他的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那忠心报国的凌云豪气,令人读后感慨万端。清朝统一中国后,各民族成为大家庭中的一员,唐代边塞诗中的爱国进取精神变作中华民族抵御外的侮宝贵精神,林则徐、左宗棠成为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作为清之重臣林则徐一生致力筹海、筹边,加强海防和塞守,他虎门销烟抗英失败被贬赴新疆途中仍不忘海防,写诗呼吁:“问道狼贪今见戢,须防蚕食念犹纷。”林则徐来到伊犁,极为重视筹边固塞,呼吁防沙俄的侵略野心,写诗文予以揭示,并说“俄夷西北包我边境,将来必是大患。”三年贬谪归来后,忧患意识久久不忘,亲自选中青年才俊左宗棠,彻夜长谈,寄希望于安边固塞以重任。三十年后左宗棠不负众望,抱死之心抬棺赴西域收复新疆及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并重新划定新疆为省,为巩固西北边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诗,表达了他重视塞防的思想和决心,当时有诗人赞颂左宗棠为:“上相筹边未肯还,湘湖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还有出使西域蒙古准葛尔部的阿克敦,西疆大吏和瑛,贬戍西域的纪昀、洪亮吉、李銮宣、颜检、邓廷桢以及流放东北的吴兆骞等等,为清代的边塞诗增添了新的情趣和内容。另外,纳兰性德的扈从出塞词《蝶恋花·出塞》等,将豪放之情寄于婉约之形中,深沉跌宕,别开生面。延清的《奉使车臣汗纪行诗》,犹如草原蒙古族历史、民俗风情的长篇画卷,为边塞诗增加了新的亮点和特色。总之,清代的边塞诗是唐代边塞诗高峰之后又重新崛起的一座巅峰,涌现出一大批汉、满、蒙等多民族融合的边塞诗人,成为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最后一道亮丽而又夺目的风景。

三、草原诗风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兴起,中华传统诗词被打入冷宫,逐渐式微,边塞诗也随之销声匿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诗词被现代诗歌所取代。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华诗词迎来了新的复兴发展时期。1995年,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首次出现“新边塞诗”的提法。会上回顾总结了“新边塞诗”的创作,对“新边塞诗”的未来进行了积极探索。1998年,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新疆石河子召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如何继承和发展边塞诗的问题。时至2005年,当时的《中华诗词》主编杨金亭谈到“新边塞诗”的创作时说:“1995年,中华诗词第八届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提出了在继承古典边塞诗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边塞诗,并进而形成‘边塞诗派’的设想。以此为契机,新边塞诗的栏目开始在全国和地方诗词报刊上出现,历时十年,创作渐成风气。相继涌现出了王亚平、星汉、唐世政、周毓峰、凌朝祥、魏新河、秦中吟、赵京战等名家,他们陆续发表的不同风格的有关军旅、军垦、边塞诗和理论批评文章,已引起诗词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内蒙古诗词学会会长谭博文提出:“内蒙古诗词要重视边塞特点、草原特点、民族特点”。并于2009年在《中华诗词》第二期刊登了这篇理论文章。正当“新边塞诗”风头正劲之际,2012年,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新疆诗词学会副会长星汉在《中华诗词》第一期刊发了《“新边塞诗”的提法评议》,他分析了边塞诗发展的历史,对当今“新边塞诗”的区域划分、题材内容等方面进行质疑,提出:“从‘高岑殊缓步’演化为‘边塞诗派’,再从‘边塞诗派’延伸到‘新边塞诗派’,这期间有1200年的时间间隔。以边塞诗而言‘派’者,仅此两处。‘新边塞诗’这个词组中,‘边塞诗’,意在说明对古代边塞诗的继承;‘新’,意味着对古代边塞诗的发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边塞诗’在题材内容上的继承有限,创作亦难形成‘新边塞诗派’。故而笔者以为,‘新边塞诗’的提法不宜继续下去。”星汉先生的观点,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笔者认为 ,边塞的概念已经远去,把军旅诗等同于边塞诗,未免有些强牵。地域划分生拉硬扯,鱼龙混杂,难免产生歧义。“新边塞诗”确有值得商榷的的地方,一概加以否定,未免有些武断。对于热衷“新边塞诗”创作的广大诗词爱好者来说,犹如一盆冷水泼下,让他们无所适从。之后,“新边塞诗”取消或未取消尚无定论,亦未有再开全国研讨会商议之事。在此困惑之时,2015年夏全国诗词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通辽市召开,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学会会长贾学义《我说草原诗风》发表,正式提出“草原诗风”的观点,擎起“草原诗风”的大旗。所以说,草原诗风的确立,解决了内蒙古广大诗人及诗词爱好者在追求“新边塞诗”中所引发的困惑和踌躇不前的问题,顿时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齐声喝彩叫好。

  “草原诗风”上接边塞诗的后续,下开草原诗词的先声,承前启后,为内蒙古的诗词创作开辟出一条大道,也为所有草原地域的诗词创作,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引导和启示。

  “草原诗风”的提出和确立,避开了因“新边塞诗”引起的议论和纷争,独树一帜,观点明确,特色鲜明,高瞻远瞩,继往开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和分析了内蒙古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走向,提出打造“草原诗风”,是内蒙古诗词发展创新的切实可行之路。“草原诗风”有边塞诗的成分,边塞诗的文化精神又在“草原诗风”中得到延展,两者之间有所同又有所不同。那么,从民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蒙古草原的诗词发展历程,都可以归入“草原诗风”范畴之内。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成立这段时期,边塞诗式微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忘记有两个蒙古族精英的诗词,那就是贡桑诺尔布和荣祥。贡桑诺尔布为蒙古喀喇沁亲王,后任北京蒙藏学院总裁,有《夔盦诗词集》问世。邢志祥在其序中云:“贡王夔盦,少年有大志,允文允武,博学多能。及其壮也,见宗国之将衰,蒙族之式微,欲挽狂澜,愿作砥柱。然未遇风云际会,英雄气短而终。惟其忠心壮志,寄托诗词之中。”其咏怀诗:“有志澄怀起海东,他时破浪欲乘风。戎装佩剑豪情壮,旷览全球一世雄。”沉雄郁勃之气可见一斑。荣祥为土默特特别旗总管,后为呼市副市长、文史馆馆长,有《瑞芝堂诗钞》,收杂诗体240首。其诗清隽雄健,如抗日诗 “欲代李陵明北伐,岂同潘岳赴西征。”“征车甫息公他驾,绝塞先标介子旗。”唐之边塞诗英雄意识和爱国精神扑面而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后,内蒙古的诗词创作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发展过程。在庆祝内蒙古成立六十周年的2007年,内蒙古诗词学会结集出版了《内蒙古诗词选》,收录了150余位诗人的诗词600多首,从中可以看到“草原诗风”逐渐兴起发展的轨迹。

  打造“草原诗风”,或者形成“草原诗派”,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他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最终实现的。内蒙古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执着精神,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正是承接了唐代边塞诗所延续的爱国,进取、反思精神的发扬光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我们打造“草原诗风”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准备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让我们齐心协力携起手来,为打造“草原诗风”共同努力,让“草原诗风”吹遍内蒙古草原,吹向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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